正月初七，滕进贤一行在东洋现象所审看了《菊豆》。看片后，他们与日本合作者对面而坐，立即对影片作出讨论。

滕进贤一行对影片的评价是明确的：艺术上精湛，制作精良，政治上稳妥。

由此他们作出决定，日本方面可按计划上映影片，并同意对方将影片送戛纳电影节参赛的意向。

至于中国国内的上映时间，回国再定，并且当场明确，将根据中国审查制度的有关规定和中国观众的习惯，对影片作个别镜头的处理。

1990年3月29日，电影局审片小组成员在国内审看了《菊豆》，达成审查通过的意向，并建议对四处性意识过于外露的镜头进行删剪。

两天后，滕进贤召集全体审片小组成员对修改意见复议，并作出修改决定。

当这个决定传达给张艺谋的时候，据说，张艺谋表示同意局里意见，但又推说要出国，且忙于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一片的拍摄筹备，没有时间修剪。

影片暂时搁置了一段时间，后张艺谋表示可以由别人代剪，这样局里决定由某业务处室负责人负责实施。

就在这时，影片被送往有关部门审看后，对影片是否在国内上映提出质疑，影片修改与发行的行动遂告中止。至使影片在没有正式意见的情况下，在国内搁置了两年又6个月。

1991年1月7日，上面又传达指示：《菊豆》不能以任何形式在国内映出。随后，影片被封存。

这之后便是《菊豆》角逐第6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风波。《菊豆》曾由日方送第43届戛纳电影节参赛，但未获得反响，后经日方拟定转送“奥斯卡”。

因此片是中日合拍，需经中方认可。不料在这中间出现了一段“插曲”，以致这个问题竟提到了中国总理的面前。至此，此事不得不作低调处理。

《菊豆》“申奥”最终未被撤回，它也成为中国内地第一部提名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电影，但根据当时有关方面指示，张艺谋和巩俐不被获准去“奥斯卡”参加颁奖活动。

【获奖将不予宣传】

1990年，台湾的邱复生希望与大陆合拍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，导演和主演自然是张艺谋和巩俐。

鉴于《菊豆》合拍造成的尴尬局面，当时的电影主管部门只批准协拍立项。即影片国内无发行权，国内是否发行，待影片审查后再决定是否购买发行权。

1990年9月15日，根据苏童的小说《妻妾成群》改编的影片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在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正式开拍。

由于在此之前，一家报纸在报道消息时，用了剧本曾用过的小说的原名《妻妾成群》，有关方面提出过严厉质询，所以影片在拍摄过程中，对于宣传报道十分谨慎，基本上是封锁消息，不接待记者，报道要经有关方面审看。

1991年4月17日，影片正式送电影局审查。在此之前，局长滕进贤与审片小组主要负责人已先期审看过。影片获审片小组好评。

7月3日，由滕进贤局长主持召开审片小组会议，研究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的发行问题。

会议决定，影片在国内艺术影院小范围放映。何时发行，在听取部有关方面意见后再定。

听取意见的结果，影片暂不在国内放映。

正是由于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是协拍片，送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参加最佳外语片的评选不会遇到《菊豆》的问题。

但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却再次获得奥斯卡提名后，当时有关宣传问题得到了上面有关方面的指示，如果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获奖将不予宣传。

1992年2月，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后，电影局重新向上面申请影片在国内的上映，于1992年7月6日获批准。

1992年6月11日，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先于《菊豆》被获准在国内放映。

1992年9月15日，北京，长城饭店。

张艺谋于1989年拍摄的《菊豆》和在1990年拍摄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以首次公开映出的形式与记者见面。

第二天，中国青年报刊出文章题为《北京秋季，张艺谋开仓放粮》。文章一方面向张艺谋示贺，另一方面对这不明真相的长达两年的封仓入库表示遗憾。

当时心情特别舒畅的张艺谋已与萧华办妥了离婚手续，正与巩俐计划买一层楼居住。

谈到与萧华离婚一事，张艺谋说，“已经办妥了，不再为此烦恼，现在心理压力消除，可以安心工作了。”

问他会不会快些和巩俐结婚，他说：“要拍好戏，任何时候都有压力，目前我和她都想努力工作，结婚的问题，一两年后才会考虑。”

而张艺谋接着带着巩俐又开始和邱复生合作拍摄了向死而生的《活着》(1994)，这部作品也成为他此生最好的代表作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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